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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企业家王石来到云南省哀牢山，拜访一位74岁的老人。

看着漫山遍野的荒原，王石感觉无比凄凉，而老人却兴致勃勃地畅谈着十年后的景象。

这里要种一片橙树，那里要建一个蓄水池……整个哀牢山将成为一片果园，种出云南最好吃的橙子。

这位老人，就是后来的“中国橙王”褚时健。

在被称为“中国橙王”之前，褚时健还有一个更响亮的名号，“中国烟王”。

从1979年到1999年，玉溪卷烟厂在他的带领下，从萧条一步步推向繁荣，在20年里创下了10亿税收，成为民族工业的一面旗帜，一个商业奇迹。

当人们惊叹之余，把目光投向这个奇迹的创造者——褚时健身上时，才会发现，玉溪卷烟厂之所以能成为“亚洲第一烟厂”，一切都是有迹可循。

01

在与玉溪卷烟厂结缘之前，褚时健的人生，一直都是hard模式。

1928年，褚时健出生在云南玉溪，家里虽然不富裕，却很幸福。

15岁那年，父亲的意外去世，结束了一家人短暂的幸福时光。

母亲拉着5个弟弟妹妹哭天喊地，年少的褚时健却一声不吭，抹干眼泪，接手了爷爷留下烤酒坊，扛起了养家的重担。

烤酒要经过好几个环节，工作强度很大，但他还是一声不吭，把每一个环节都做得井井有条。

很快，爱动脑子的褚时健发现，烤酒过程中每个环节的变化，都会影响酒的品质。

于是，他在每次烤酒的时候，都有意识地摸索其中的门道。

苞谷要更熟透些才容易出酒，酵母在高温下培养才更容易发酵，蒸煮的火候不能太大，中途搅拌的时候控起来调一调，原料的受热程度才更均匀……

慢慢地，褚时健摸索出一个投入产出比最高的“最优解”，用这个方法，原料节省了不少，烤出来的酒也比原来口感更好。

很快，他家的酒在当地小有名气。酒卖得好，家里也宽裕了许多。

1944年，褚时健扛着行李到昆明读初中。初中3年里，他当过食堂采购员，参加过学生运动，过得充实而有激情。

新中国成立那年，他投身部队，在一次又一次的战斗中迅速成长，也成了家，有了女儿。

但命运却没有对他网开一面。

1958年，褚时健被划为“y派”分子，下放到农场“lao改”，生活条件极苦，一家人连吃饱肚子都是问题。

褚时健却不抱怨，捡起了在部队练就的“手艺”，上山打猎，下河摸鱼，在最艰难的日子里，也不让自己消沉下去。

优秀的表现让他很快“摘帽”。几年后，36岁的褚时健终于争取到了一个稳定的工作，到戛洒糖厂当副厂长。

没想到，接手的糖厂，也是个烂摊子。

省里年年往糖厂扔钱补贴，厂里还有20万左右的亏损，领导们提起“糖厂”俩字，就捂着心口摇头叹气。

褚时健摸清生产情况以后，决定进行技术改造。

周围的人都打退堂鼓，褚时健就天天穿着短裤背心守在车间里，一个人对着锅炉研究。

很快，他就跟锅炉有了一次“亲密接触”。

一天，锅炉坏了，厂里没人会修，眼看就要停产。褚时健一声不吭地爬进炉膛，几分钟后，又满身热气地爬出来，竟然把锅炉修好了。

爬完锅炉之后，他决定把白糖的生产工艺借用到红糖上，没想到效果出奇地好，不仅燃料节省了5倍，红糖的质量也飞速提升。

除此之外，褚时健还带人开荒种菜，用制糖的下脚料养猪，为员工食堂改善伙食。

短短一年，糖厂就扭亏为盈，员工们都对这个新厂长佩服得五体投地。

在hard模式中，困难像网一样一次又一次对着褚时健张牙舞爪，但他总能顺着这张密密麻麻的网，找到一个关键的“网眼”，然后顺着它撕开一条口子，将这张网踩在脚下。

02

1979年，领导有意安排褚时健进机关，却被他一口拒绝。

褚时健说，自己只想干企业，不想进机关。

领导给了他两个选择，褚时健和家人商量以后，决定去玉溪卷烟厂。

上任之前，褚时健先摸了摸玉溪卷烟厂的底，决定跟领导“谈谈条件”。

他担心自己这个空降的领导稳不住双方的争斗，于是请求领导表态，无论什么事情，领导们都不能支持其中任何一派，所有的闹事、都交给自己处理。

得到领导们的一致同意后，褚时健迈着坚定的步伐，在金秋10月走马上任。

初到卷烟厂，褚时健产生了一种“撕裂感”。

工厂里口号喊得响亮，产品质量却不咋地。库房里的存货堆积成山，根本卖不出去，整个工厂笼罩在一片虚假的繁荣中。

效益不好，职工的精神自然萎靡。厂里单身的小伙子们根本找不到对象，已经成家的职工们，生活条件也非常艰难。

有的老工人家里，祖孙三代6口人挤在一间不到18平方米的小房子里，全家连张像样的桌子都没有，一家人想在一起吃个饭，都是奢望。

厂里年轻的夫妻们，只能两家挤在一间土坯房里，中间拿帘子一隔了事。里面一家的人想要出去，得先等外面一家拿草席挡好才能通过；有时一家的孩子撒尿，一不小心就会尿到另外一家去……

厂区里，不知谁家养的鸡鸭鹅四处乱跑，让本来不咋地的环境“乱上加乱”。

褚时健的心被刺痛了，他含着眼泪暗下决心，一定要让工人们过上好日子。

他马上拿出厂里的可用资金，让基建科抓紧盖房子。

谁知基建科的科长像没听见一样，压根不动。

褚时健生气地问他们原因，他们说，以为褚厂长在开玩笑。

褚时健大发雷霆，果断撤掉了基建科科长，起用了一批有责任心，有效率的干部，专门负责此事。

终于，4个月后，新楼房拔地而起，首批一线员工拿着钥匙，激动地搬进了新家。

考虑到工厂还有许多单身小伙子，褚时健组织了好几次联谊会，对着姑娘们以各种条件相诱，终于解决了厂里“光棍儿们”的婚姻问题。

改善了职工的基本生活条件，褚时健开始盘算着给他们涨工资。

没想到，这件原以为的好事，却把褚时健卷入了pai系斗争中。

当时，上级单位定下了一个40%的涨薪比例，厂里的两派都拼命把“自己人”往涨薪名单里塞，然后拉/拢剩下60%的人，举报对方“扶持亲信”。

他们的目的，并不在于涨工资，而是想制造混乱，把褚时健赶走。

褚时健想请厂里的书ji把关此事，谁料书ji不想参与斗争，直接“生病”住院去了。

褚时健只好抱着调研资料成宿成宿地研究，终于找到了破解方法。

他决定，40%的涨薪比例固定不变，但涨薪群体的基数从每一个车间扩大到整个烟厂。同时，调薪重心向一线员工倾斜。

这样一来，机关和后勤的涨薪名额减少，一线员工的涨薪比例，则从原有的40%，达到了60%到70%，有了明显提高。

一线员工里涨薪的多了，闹意见的自然就少了，两派的斗争随之哑火，书ji也“病愈”出院。

正所谓“得民心者的天下”，为职工谋利益的领导，自然会得到职工们的拥护。

褚时健在卷烟厂确立了群众基础，可以放心大胆地搞生产了。

03

产品品质，始终是玉溪卷烟厂当时的“老大难”问题。

在上个世纪80年代，“红梅”和“红塔山”，是云南的中下等烟。

“辣、苦、呛”是市场对红梅香烟的评价。就连当地的孩子，都知道这样一句顺口溜：“红梅红梅，先红后霉”。

除了味道不好，红梅香烟每包的份量也令人堪忧。明明每包该有20根烟，实际却只有18、19根，明明一条烟里该有10包，实际却只有9包。

在1980年的香烟吸评会上，褚时健在阵阵哄笑中硬着头皮站起来，郑重表态：“我们一定整顿，提高产品质量。”

会后，褚时健对厂里现有的生产情况进行了整改。

他要求，每个车间建立生产责任制，加大成品包装的抽查频率，要求产品必须达标才能出厂，杜绝产品不足量的问题。

他还要求，入厂的烟叶都要进行一次复烤，绝对不允许发霉的烟叶进入生产环节。

谁知，在推行烟叶复烤时，褚时健又遇到了麻烦。

厂里唯二的两台6吨半的大锅炉，突然坏了一台。

这两台大锅炉，是整个卷烟厂的生产支柱，所有的烟叶复烤和卷烟，都离不开它们。

褚时健到现场查看了坏掉的锅炉，要求修理组4天修好。

但修理组组长给出的答案是，“4天不可能修好，40天还差不多。”

组长还搬出之前的经历“怼”褚时健：“原来的厂长亲自指挥，花了48天才修好，我们看褚厂长您懂点技术，让您8天，40天，不多了！”

褚时健看了他们一眼，没说话，让副厂长找了几个懂技术的人，又把修理组分成5个工种，由他亲自指挥，24小时轮班上阵。

3天半以后，锅炉又一次烧起来，一直老老实实地烧到退休，再也没坏过。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褚时健意识到了设备的重要性，心里打起了购买新设备的主意。

1981年，褚时健在一次参观活动中，被一台英国制造的MK9-5卷烟机深深吸引住了。

这台卷烟机每分钟能生产5000支香烟，生产效率是玉溪卷烟厂现有设备的5倍，而且既能节省原料，又能自动检测烟支质量，优点多多。

但机器的价格也很惊人，每台要216万元。

褚时健坐下来算了一笔账：如果引进一台这样的机器，厂里生产成本减少，产量提高，利润增加，不超过3个月，买机器的钱就能回本。

他动心了。

他像一个要糖吃的孩子一样，先说服了厂里管理层同意贷款引进设备，又执着地在上级领导面前分析生产情况，终于争取到了购买新设备的机会。

谁知新设备漂洋过海来到到玉溪卷烟厂，似乎有点“水土不服”，三天两头闹罢工。

褚时健和英国专家们围着机器鼓捣了好几天，才发现引起机器故障的元凶，是生产原料。

只要其中任何一项原料不合格，检测系统就会触发设备开断点，生产过程就会停下来。

褚时健拒绝了英国专家“关闭质量检测系统”的提议，用当时小有名气的“红塔山”跟广东商人们串换进口的生产辅料；又拜托英国专家帮忙调整机器，让中国烟丝通过机器的检测标准，严苛的机器才不闹脾气，继续工作。

在新设备严格的监测下，玉溪卷烟厂的烟有了品质保障，迅速畅销，机器成本很快收了回来。

04

但原料问题，仍然困扰着褚时健。

毕竟改进设备只能提高生产工艺和产品质量，想要保证产品品质，原料才是关键。

在当时的生产模式下，卷烟厂只负责生产香烟，原料由烟草公司统一调拨，所以，每个卷烟厂都想尽办法争夺好原料。

想要在混战中跑出来，就要在原料上找出路。

1984年，烟草专家左天觉带美国专家到云南考察时，向褚时健指出了中国烟叶的问题所在。

褚时健听得津津有味，又去美国实地考察了一番。在看到美国烟农流程化的种植方法后，他心里有了打算。

回国后，他跟当地政府协商，让农民们按照他在美国学到的方法种烟。种烟的钱他来出，种出来的烟草他全要，亩产不达标的他来赔，利润超出的部分都归农民本人。

双方很快达成了一致，签署了协议。

褚时健派出专门的技术人员定期挨家挨户上门指导，自己也经常巡查这些烟叶，观察它们的生长情况。

可就在烟叶即将成熟时，老天爷却跟他开了一场玩笑。

当地下了一场冰雹，不少农民家里的烟叶都被冰雹打烂了。

眼看着自己辛苦照顾的烟草被砸得稀巴烂，农民们整天蹲在地里抹眼泪。

要知道，按照以往的种植经验，烟叶早该摘了啊。

褚时健得知情况后，告诉农民们，这部分损失由卷烟厂来赔。

他想，如果不是自己要求延长生产期，农民们或许就不会遇此横祸。

为了消除农民们对未来的担忧，褚时健给每块烟田买了保险。即使以后再发生天灾，农民们也会收到赔偿。

有了保障，农民们更加死心塌地地跟着褚时健种烟。

就这样，褚时健试验田的规模越来越大，烟叶一茬比一茬好，很快能与欧美国家的优质烟叶媲美。

先进的设备配上优质原料，产品品质迅速提升，再加上薪资奖励对员工们工作热情的刺激，玉溪卷烟厂的繁荣，终于从口号落到现实中来。

1980年到1984年，玉溪卷烟厂的产量从34.38万箱增长到53.71万箱，远超同行数据；税利由1.1844亿元增长到2.9949亿元，翻了一倍还要多。

1987年，玉溪卷烟厂超越上海卷烟厂，坐上烟草行业头把交椅，同时位列中国工业企业税利前五强。

1988年，高端产品“红塔山”强势崛起，拿下年度19万箱的销量，创造7.8亿的税利，并在接下来的几年里， 以断层优势位列“中国最具价值品牌榜”首位。

几年后，玉溪卷烟厂正式改名为“红塔集团”，继续一路狂飙。

褚时健也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传奇人物，被人称为“中国烟王”。

05

就在红塔集团追逐“世界最大最好的卷烟厂”这一梦想的时候，意外发生了。

1995年，一封举报信引起了有关部门的关注。

随着调查深入，褚时健妻子和女儿受贿的行为浮出水面，他本人也有近千万的违规收入。

这个曾经在财富和权力旋涡中心的人，还是败给了内心的欲望，没有守住底线，被旋涡吞噬了。

虽然有近百人联名上书为他求情，但法律就是法律，1999年，他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一代烟王，就此陨落。

可惜。可叹。

然而，这个70多岁的老人，却没有因此一蹶不振，而是平静地接受了铁窗生活。

因为患有糖尿病、高血压、陈旧性心肌梗死的疾病，2001年，褚时健被批准保外就医。

闲不住的他，打算在休养的同时做点事情。

很多烟厂向他伸来橄榄枝，说只要他象征性地做个技术顾问，就可以继续拥有源源不断的财富和名利。

褚时健一一拒绝了。

他回到了当年“lao改”时待过的哀牢山，从零开始种橙子，事事亲力亲为，竟然在十年后创造出了“中国橙王”的神话。

而在褚时健入狱后，红塔集团的发展被迫按下了暂停键。

继任的领导们都满足于现实利益，不愿意追逐梦想，再加上假货泛滥，烟支品质下降，这列曾经高速前进的列车，一点一点减速、停车，最终被湮没在历史的尘埃里。

有人说，如果褚时健一直没有离开，红塔集团一定会更加辉煌。

回顾褚时健带领玉溪卷烟厂经历的风风雨雨，这样的猜测不无道理。

一路走来，他从不缺困难，但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他都坚持寻找问题的关键，既不冒进，也不犹豫，只是一步步往前走，用行动让人信服，让人愿意与他一同奋斗。

他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而是一个实干者。

褚时健经常说，“人活在世上，就是要做事情。”

既然选择了做事情，遇到困难是常态，犯了错误也难免，重要的是对自己负责，保持在困境中摸索前行的能力。

逢山开路，遇水搭桥，葆有热情，不怕失败。

这样的精神，影响了无数后来的人。

正如他的褚橙上印着的那句话——

人生总有起落，精神终可传承。

——END——

作者：姜小妖

编辑：知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