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王仙舟辞去南京邮务职员以后,回到家乡邳县,在亲友的引荐下,到邳城高等小学任教。同时来邳城高小任教的还有从徐州七师毕业的解慕唐、戴蔚霞两人。他们仨人住在同一个寝室里,志同道合,情同手足。在此期间,共产党员徐州第三女子学校教师吴亚鲁经常邀请解慕唐到徐州参加活动,其目的是利用七师同学关系在徐州八县中发展党组织。解慕唐也经常将《新青年》、《向导》、《共产党宣言》等进步书籍带到邳城高小学传阅。王仙舟也如饥似渴的学习、领会,特别是读了《共产党宣言》之后,王仙舟深深地被马克思、恩格斯所论述的真理折服,思想觉悟不断提高,翻身求解放的愿望逐步提升。认识到,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无产阶级要彻底解放自己不仅仅要推翻个别的资本家,而要推翻整个资产阶级。而无产阶级要取得斗争最后的胜利,必须要建立一个有钢铁般的意志、有组织协调能力,有吸引力和号召力,能代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无产阶级先进政党——共产党。
1925年初,王仙舟只身来到上海(注:估计张曙时引荐的),见到了周恩来(注:1925年2月、10月周恩来二次来上海参与东征领导工作),由周恩来介绍“参加国共合作的中国共产党”(注:摘自《中国农工民主党历史研究》1927——1930)。是年冬,王仙舟返回到邳县,处于地下阶段的国民党邳县党部成立。他加入了国民党,与戴蔚霞、徐丽芳(妇女部长,对外称工会委员长)、焦梦白(宣传部长)、解慕唐(组织部长)、李超时(职工部长,对外称工会委员长)同为国民党邳县党部委员,王任农民部长。他们都是跨党干部,也称“两党两派”,秘密接受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左派委员张曙时、组织部长侯绍裘(中共党员)、委员戴盆天(中共党员)的领导。王的公开社会身份是小学教师。
1926年7月28日,王仙舟从邳县出发到南京,入冬后再次去了上海,在那呆了很长一段时间,向周恩来学习了散手、擒拿格斗、形意八卦等拳术和做党的地下工作的有关知识和注意事项。并秘密开始尝试营救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策反国民党将领等工作——成为周恩来的下线。
1927年7月初,广州国民政府发布《北伐宣言》传到邳县县城,王仙舟与解慕唐、戴蔚霞全力支持北伐。他们开始绘制地图,印发传单,为北伐军当向导,并冒险出城到运河车站迎接国民革命军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兵不血刃解放了邳城,并与解慕唐等人组织进步人士召开欢迎北伐革命军抵邳大会。县党部也从地下转为公开,在西门内关帝庙正式挂起“中国国民党邳县县党部”牌子。1927年7月24日,直鲁联军张宗昌部队再次占领邳县,北伐军撤退,土豪劣绅反攻倒算,王仙舟等人因为身份暴露,在地方不能生存。三十多人随北伐军东路指挥部顺运河南下,碾转到达南京。始知原来组织领导被蒋介石给解散了。张曙时化妆去了武汉,侯绍裘被特务杀害,戴盆天下落不明。无所投靠,食宿无着落,情急之中找到了冯少瞻,由他出面找到省党部委员顾子扬予以接济,每月发8块大洋。生活才有了着落。
1928年3、4月间,二次北伐,原南撤人员全部返邳。邳县军政大权又重新回到了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手里。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分别进入各级各部门领导班子。冯少瞻任邳县县长,戴蔚霞为县督学,徐怀云任警备大队大队副,宋元培任警备大队第二中队长,李振华为工会委员长,王仙舟任农民部长,徐丽芳为妇女会主任。解慕唐任邳县教育局局长,李培南为教育局总务处主任,佟虚吾为中学校长,张继超为教导主任,李广琛为训育主任。
当时全国革命正处低潮,而“红邳县”如火如荼,方兴未艾。引起了国民党右派的不满,遭到了以焦梦白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分子强烈反对,一次次向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反映红邳县。邳县虽然也成立了“清党”委员会,王仙舟是“清党”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但“清党”只流于形式,以解慕唐为代表的共产党和进步人士,基本上没有受到影响。焦梦白、焦广华对此耿耿于怀,不断向省党部反映问题,向王仙舟施压。排挤、暗算、有时对王仙舟人身安全进行威胁。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他于1928年底愤然离开邳县。
1929年1月,“宁错杀一千,也不留一个共产党员”大屠杀的阴风再次吹到邳县,省党部派出监察委员段木桢来邳县进行二次“清党”,共产党员李培南、佟虚吾、张继超、李广琛与党外进步人士许又莘、许远涵姊妹六人被捕。左派县长冯少瞻大为恼火,亲自到县党部,怒斥焦梦白、焦广华其卑鄙无耻小人。他也沉痛自责,身为一县之长不能保护自己属下的人身安全,恼怒之余,毅然辞去县长职务离去,次年病逝于南京。此时,王仙舟由冯少瞻的长子冯克操带着到上海再次找张曙时(时任国民党主席团成员),在那里他加入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农工民主党。后又通过冯少瞻的关系找到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委员顾子扬,进入江苏省党部,任民训会干事、省农会委员,组织调查科干事。从此,身份合法化了,每月工资80大洋,生活有了保障,从而为营救革命同志、策反国民党将领(注:此方面内容另叙)赢得了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